欧阳修（1007—1072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号六一居士，吉州永丰（今江西永丰）人。景德四年（1007）六月，他生于父亲欧阳观的任所绵州（今四川绵阳）——父亲时任绵州军事推官，官小位卑，却为政勤廉，常在深夜秉烛处理官府文书。欧阳修四岁丧父，对父亲的记忆几乎全部来自母亲的追述，但这份廉吏家风，滋养了他一生。
母亲郑氏后来追述其父处理死狱的用心："求其生而不得，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"（欧阳修《泷冈阡表》）——能替死囚求生路处皆尽力，求不得则问心无愧。这份仁厚与谨慎，成了欧阳修立朝为文的底色。
四岁那年，父亲病故于泰州任上，孤儿寡母无所依归。母亲郑氏带着他投奔随州（今湖北随州）任推官的叔父欧阳晔——叔父待之不薄，却也俸禄有限。欧家在随州一住近二十年，清贫度日，欧阳修是这个"孤贫"家庭里读出来的孩子。
《宋史》本传："家贫，至以荻画地学书。"——买不起纸笔，母亲郑氏折下荻杆当笔、铺平沙地作纸，一笔一画教儿子识字习书。"画荻教子"由此成为中国母教的第一典故，欧母郑氏也与孟母、陶母、岳母并称"四大贤母"。
家贫无书，他便向随州大姓李氏借读，借来的书抄写诵读而后归。一次在李家旧书簏中翻得《昌黎先生文集》六卷——韩愈的古文让他一见倾心，借归苦读。此时天下文风仍沿五代浮靡旧习，韩文久不受重视，这个贫童的暗自欢喜，日后竟长成一场改变中国文学史的古文运动。
景德四年（1007）六月，欧阳修生于绵州（今四川绵阳）父亲任所。父亲欧阳观时任绵州军事推官，居官清廉而俸入微薄；任满改泰州，不久病故。欧阳修人生的起点，是一个清贫、完整却转瞬残缺的家——四岁丧父，全部行李是母亲郑氏和几箱旧书。
母子二人投奔随州叔父欧阳晔。家贫无资，母亲以荻画地教子（注 · 画荻教子，宋史本传）；稍长，向李氏借书抄读，得《昌黎先生文集》六卷，嗜之不厌。一个不识字的贫寒寡母，用一根荻杆，在沙地上写出了一个文宗。
欧阳修少年能文，声动一乡，却在进士试上两应不中——其时科举专尚骈偶时文，他钟爱的韩愈式古文不合程式，蹭蹬可想而知。落第不落志，他携文谒见知汉阳军胥偃，胥偃读而奇之，留置门下，携往京师开封——伯乐一顾，科场的门才真正打开。
天圣八年（1030），欧阳修进士及第，时年二十四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、充西京（洛阳）留守推官。从随州抄书的贫童到金榜题名，他走了整整二十年——而这只是序幕：真正的舞台，在洛阳。
洛阳是西京，留守是文坛前辈钱惟演。钱爱其才，幕职清简，纵其游赏——伊阙山泉、洛阳牡丹、名士歌筵，都成了他的诗材。更关键的是身边人：尹洙（师鲁）与他切磋古文，务求简古峻洁；梅尧臣（圣俞）与他唱和诗歌，共趋平淡清新——三人以古文相倡和，北宋诗文革新，就从洛阳幕府的几张酒桌上起步（注 · 古文运动的起点）。欧阳修晚年屡屡追忆：洛阳三年，是一生文章事业的起点，也是最快乐的时光。
景祐元年（1034），召试学士院，入为馆阁校勘，预修《崇文总目》，跻身清要。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被贬，司谏高若讷不惟不救，反私下诋毁范仲淹——欧阳修愤而作《与高司谏书》，直斥其"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"。一书既出，朝野震动，他被坐以党争，贬为峡州夷陵县令（今湖北宜昌）。
夷陵虽小邑，他清理积案、整顿文书，谪居不废学。康定元年（1040）西陲事起，范仲淹起用经略陕西，欧阳修也被召还京师——第一次贬谪，教会了他一个道理：直声可以碎官，碎不了文章。
庆历三年（1043），仁宗擢用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谋更张庶政，史称"庆历新政"；欧阳修回朝知谏院，任谏官，为新政护法，是名副其实的舆论主将。政敌以"朋党"之名攻讦新政诸人，欧阳修不作辩解，反而作《朋党论》正面迎战：君子"以同道为朋"，小人"以同利为朋"，"故臣谓小人无朋，其暂为朋者，伪也"——把一顶丢过来的骂名接住、翻面、再稳稳扣回去，成为千年政论史上的奇文。
庆历五年（1045）新政失败，范、韩、富相继罢去，欧阳修上书力争，反被政敌借一桩家事官司构陷，出知滁州——谏诤者的第二度贬谪，把他送到了醉翁亭。
庆历五年冬到滁州。年方四十而自号"醉翁"——"太守与客来饮于此，饮少辄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号曰醉翁也"。庆历六年（1046），山僧智仙建亭于琅琊山，欧阳修为作《醉翁亭记》："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山水之乐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"一篇之中连用二十一个"也"字，从容咏叹，千载之下犹闻太守笑语。
同年又在丰山幽谷疏泉建丰乐亭，作《丰乐亭记》，与《醉翁亭记》并为记文双璧。滁州政宽，年丰民乐，他纵民游冶、与民同乐——"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"。政治失意者欧阳修，在滁州写出了中国人最从容的散文。
庆历八年（1048）转知扬州，皇祐元年（1049）移知颍州，此后又知应天府（南京）。他为政"宽简而不扰，故所至民便也"（注 · 宋史本传）——不求赫赫治迹，只去扰民之政、省文饰之烦，所至官清民安。在颍州，他一见颍州西湖便大爱之，萌生终老之意——这个心愿，二十年后兑现。
至和元年（1054），欧阳修奉诏还京，迁翰林学士，受命刊修《唐书》——从谪臣到学士，他又一次证明：贬所待他的方式，决定了文章待世界的方式。
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知贡举。其时士子竞逐"太学体"险怪奇涩之文，他痛加贬抑，凡险怪钩棘者一概黜落——放榜之日场屋哗然，聚噪于马首，他不为所动。榜出，一个星光冠绝科举史的名单诞生：苏轼、苏辙、曾巩同榜及第，同榜尚有程颢、张载等——后世称之为"千古第一龙虎榜"（注 · 后世称）。
阅卷时，他见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大为击赏，疑是门生曾巩所作，为避嫌置于第二，拆封方知是苏轼。读苏轼谢启，相传他慨叹："三十年后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。"——文坛盟主自觉地让位于更强的后来者，这是欧阳修一生最伟大的时刻之一。
嘉祐五年（1060）拜枢密副使，六年（1061）进参知政事，与韩琦同宰朝政（注 · 嘉祐中枢任职）。嘉祐年间朝政清明、人才辈出，史称嘉祐之治，欧阳修是中枢的柱石之一。此期《新唐书》历时七年成书，他又以一人之力历二十余年私撰《新五代史》——"二十四史"中一人独占两史，中国史学史上再无第二例。
治平年间，英宗朝"濮议"之争起，他主议尊濮王为皇考，遭言路围攻；与此同时，他与逐渐崛起的王安石政见渐异——分歧的伏线，将延伸到熙宁变法的大分裂。
熙宁年间王安石行新法，欧阳修与新政多所不合，坚请外任、屡辞重任。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以太子少师致仕，退居心心念念的颍州，自号"六一居士"——客问"六一何谓也"，他答：藏书一万卷，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，琴一张，棋一局，酒一壶，"以吾一翁，老于此五物之间，是岂不为六一乎？"（注 · 六一之说见其自作《六一居士传》）。
熙宁五年（1072）闰七月，欧阳修病逝于颍州，年六十六，赠太子太师，谥"文忠"——后世遂尊称"欧阳文忠公"。一代文宗就此落幕，而他拔擢的那群年轻人，正把宋代文学推向顶峰。
欧阳修历守数郡，为政"宽简而不扰，故所至民便也"（注 · 宋史本传）。宽简不是怠政：是去扰民之政、省无益之察，"不见治迹，不求声誉"——把"不折腾"做成了一种治术，扬、颍诸郡因此安和。
面对"朋党"的攻击，他不回避、不对耗，而是作《朋党论》把问题挑明：小人以利合，利尽则散，故"小人无朋"；君子以道义合，"君子之朋"至死不夺。敢把"朋党"二字翻成正面——这是他政治信念中最锋利也最坦荡的一笔。
《宋史》本传称其"奖引后进，如恐不及"。嘉祐二年知贡举拔苏轼、苏辙、曾巩；苏洵的文章由他表上于朝，王安石得其揄扬——三苏、曾巩、王安石，或出其门下，或由其推毂。甘为人梯、乐见人胜，是一个文坛领袖最稀缺的品格。
得意时直言敢谏，不计祸福；失意时寄情山水，而不废政事、不坠文章——滁州之贬写出了《醉翁亭记》。晚年功成身退，急流勇退居颍，以"六一"自适。"醉"是他的表象，"醒"是他的底色：醉于山水，醒于责任。
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：反对西昆体的浮艳雕琢，上尊韩愈、柳开一脉古文传统。他的文论主张"道胜者，文不难而自至"（《答吴充秀才书》），作文尚"简而有法"。嘉祐二年知贡举，他更把文学主张变成取士标准，以一场科举终结了险怪文风——用行政力量完成了文学革命，古今一人。
他开出散文平易自然、婉转流畅的一路，一洗险怪奇涩：《醉翁亭记》连用二十一个"也"字，一唱三叹，如行云流水；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起结警策，"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"，字字千钧——平易而不平浅，是宋文的真正典范。
欧阳修词承冯延巳而更加清疏，写情则"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"；晚年退居颍州作《采桑子》十首咏颍州西湖，"轻舟短棹西湖好"，闲雅从容。清人冯煦评："疏隽开子瞻，深婉开少游"——北宋词的两个方向，都从他这里出发。
欧诗学韩愈而弃其险怪，取其气格，归于平易流畅、清新自然。《画眉鸟》"始知锁向金笼听，不及林间自在啼"以小物寄理趣；《戏答元珍》"春风疑不到天涯，二月山城未见花"，平易中见奇崛——宋诗"以日常入诗、以理趣胜"的路子，由他开启。
散文之外，他的史笔独步：《新唐书》本纪出自其手，《新五代史》一国史之体例；又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为《集古录》——中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，"金石遗文一千卷"即指此。文、史、学三栖，唐宋八大家中无第二人。
《宋史》欧阳修本传："家贫，至以荻画地学书。"父亲早亡、家中买不起纸笔，母亲郑氏折荻杆为笔、以沙地为纸，教幼子认字写字。中国四大贤母之"欧母"，全部的教具就是一根荻杆——穷什么不能穷教育，一个母亲用一根草杆做到了极致。
《醉翁亭记》全篇二十一个"也"字，如二十一次从容的举杯。相传有人购得其手稿：开头写滁州四面的山，"滁州四面有山"数十字涂改圈定，最后只留五字——"环滁皆山也"（宋人所记稿本故事）。千古文章不是一挥而就，是改出来的。
庆历年间，政敌以"朋党"攻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。欧阳修不辩"无党"，反作《朋党论》直认"有朋"：小人以利相结，"故臣谓小人无朋，其暂为朋者，伪也"；君子以道义相交，真朋也，"为人君者，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"。把攻讦变成说理，把骂名写成哲学——政论文的最高境界。
嘉祐二年（1057）欧阳修知贡举，一榜拔出苏轼、苏辙、曾巩、程颢、张载——后世称"千古第一龙虎榜"。相传他读苏轼谢启后叹："三十年后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。"（宋人笔记所记）——预言成真：苏轼的时代果然来了，而人们始终记得，是谁把苏轼推上了舞台。
相传欧阳修在翰林院时，与同僚出行，见一匹奔马踏死一只狗。他请大家试述此事：一人说"有犬卧于通衢，逸马蹄而杀之"，一人说"马逸，有黄犬遇蹄而杀之"。欧阳修笑道："使子修史，万卷未已也。"众问公当何如，公曰："逸马杀犬于道。"——六字了结。史笔之简，是他文章观的一日之课。
晚年居颍，他自号"六一居士"。客问："六一何谓也？"居士答："吾家藏书一万卷，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壶。"客疑只有五物，居士笑曰："以吾一翁，老于此五物之间，是岂不为六一乎？"——把一生的功业藏书、聚古、琴棋酒，数成一道加法题，老宰相的算术，是中国文人最风雅的退休宣言。
滁州任上，欧阳修为政宽简，岁丰民乐。他常携宾客游琅琊山，滁人也游于途、歌于溪，负者歌于途，行者休于树，前呼后应，伛偻提携——"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"。太守的乐，是乐民之乐——《醉翁亭记》真正的主角，不是亭，不是酒，是"民"字。
"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"这首千古情词，历代著录多入欧阳修《六一词》，亦有学者认为出自朱淑真之手。归属至今聚讼——但无论出自谁，"月上柳梢头"五字，已是汉语里"约会"的永久代名词。
苏轼在《六一居士集叙》中尊之为"欧阳子，今之韩愈也"，并给出千古定评："论大道似韩愈，论事似陆贽，记事似司马迁，诗赋似李白。"——道学、政论、史学、文学四科并尊，这是苏轼一生对他人从未有过的推崇。
苏辙为撰神道碑，记欧阳修主盟文坛数十年：文章为一代宗师，朝野上下、及门与不及门者，天下之士翕然而师尊之（大意）——一座碑文，写尽一个时代对一位文宗的共同确认。
《宋史》本传论其文"天才自然，丰约中度……故天下翕然师尊之"；又称其"奖引后进，如恐不及"——正史盖棺：宗师之文，宗师之量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今人文学史尊欧阳修为宋代文学的奠基人：他完成诗文革新、确立平易晓畅的宋文宋诗风范，"唐宋八大家"中宋六家与他皆有师承或揄扬之谊——没有欧阳修，宋代文学史要重写一半。
醉翁亭在今安徽滁州琅琊山，始建于庆历六年（1046），山僧智仙建亭、欧阳修作记。今存建筑为历代重修，仍为凭吊醉翁第一胜地，位居中国"四大名亭"之首——一座亭子因一篇文章而不朽九百八十年。
欧阳修知颍州而爱西湖，晚年退居颍上，泛舟作《采桑子》十首，"轻舟短棹西湖好"组词是颍州西湖最好的名片。其后苏轼又知颍州，留下"未觉杭颍谁雌雄"之句——一座皖北西湖，先后被两位文宗认领。
吉州永丰（今江西永丰）沙溪为欧阳修祖籍故里，父母葬于泷冈，其所撰《泷冈阡表》即父墓碑文，与韩愈《祭十二郎文》并称祭悼文字双璧。今沙溪存欧阳修故里与陵园，为纪念凭吊之地。
"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"——早已凝固为日常成语，喻本意不在此、别有所图。一篇北宋的亭记化作千年后的口头语——文章进入民族语言，是比任何碑刻更长久的纪念。
六月，生于父亲欧阳观任所绵州（今四川绵阳）。
四岁丧父，随母郑氏依随州叔父欧阳晔；母以荻画地教子。
天圣年间两应进士不中；借书苦读，得《昌黎先生文集》。
天圣八年二十四岁及第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。
赴洛阳入钱惟演幕，与尹洙、梅尧臣倡和古文。
召试学士院，入馆阁，预修《崇文总目》。
作《与高司谏书》救范仲淹，坐党争贬夷陵县令。
康定元年西事起，复还朝廷，再任馆职。
庆历三年任谏官，为庆历新政舆论主将；作《朋党论》。
新政失败，被构陷出知滁州——人生第二度贬谪。
自号醉翁，作《醉翁亭记》《丰乐亭记》。
转扬州，移颍州，又知应天府；宽简不扰，所至民便。
至和元年奉诏还京，迁翰林学士，受命刊修《唐书》。
痛抑太学体，拔苏轼、苏辙、曾巩——千古龙虎榜。
嘉祐五年拜枢密副使；《新唐书》成书。
进副相，与韩琦共政，嘉祐之治的中枢柱石。
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，居颍州，自号六一居士。
熙宁五年闰七月卒，年六十六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文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