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（1021—1086），字介甫，晚号半山，因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，天禧五年（1021）生于抚州临川（今江西抚州）。父亲王益一生辗转地方州县任官，清廉勤谨，所至有声——王家没有高门背景，只有满架诗书与一方砚田。
王安石“少好读书，一过目终身不忘”（《宋史》本传），属文动笔如飞，见者皆叹服。少年时代，他随父亲任所迁徙，从江西到岭南，再到大江之滨的江宁——宦游南北的行囊里，装着一个未来的改革家对中国基层社会最早的观察。
父亲每任一官，全家便随任一地。王安石在州县衙舍长大，耳闻目睹赋税、徭役、灾荒之下小民的艰窘——日后“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”（《宋史》本传），种子早已埋在少年路上。
宝元二年（1039），王益卒于江宁（今南京）通判任上，王家从此寓居江宁。这座江畔之城，后来成为王安石讲学、丁忧、罢相退隐与终老之地——江宁，是他一生的码头。
天禧五年（1021），王安石生于抚州临川。他“少好读书，一过目终身不忘”（《宋史》本传），下笔属文，见者叹服。因父亲王益历任地方州县官，他自幼随任读书、随任迁徙，从江西到岭南韶州，再到江宁——州县衙舍长大的孩子，早早就读完了“民间疾苦”这部大书。
宝元二年（1039），父亲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，十九岁的王安石居丧尽礼，家境清寒而读书益勤。江宁，也从父亲的终任之城，慢慢变成他自己的终老之城。
庆历二年（1042），二十二岁的王安石赴京应试，进士及第，名列高等（相传本擢第一，以赋中一字犯忌移置第四）。按惯例，新科进士多争馆阁清要之选，他却自请外任，授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（扬州）——仕途第一步，就踏踏实实迈向了地方。
扬州任满，调鄞县知县；此后历舒州通判、提点江东刑狱等职，始终沉在州县与监司实务之中。朝廷数次召试馆职，文彦博、欧阳修等屡屡荐引，他屡辞不就——同僚皆怪其恬退，其实他是不肯挂馆阁的清衔，偏要从州县实务里长出真本领。
知鄞县数年，他做了两件日后震动天下的小事：一是“起堤堰，决陂塘，为水陆之利”，大兴水利；二是歉年“贷谷与民，出息以偿”，把官仓的谷子低息贷给青黄不接的农户，秋后加息偿还，新旧相易（皆《宋史》本传）。二十年后青苗法的种子，就种在鄞县的陂塘边。
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，向仁宗呈上长逾万言的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——史称“万言书”。他系统提出：天下财力困穷，因法度已不合时宜；欲富国强兵，必须改易更革，重新设计整个国家的财政与人才制度。仁宗读罢，置而不用——一份超前的变法总蓝图，静静等着它的君主。
嘉祐六年（1061）王安石入为知制诰，掌朝廷诏命，文章之名满天下。嘉祐八年（1063）母亲吴氏去世，他立刻辞官归江宁守丧；此后英宗朝屡召不起。在江宁，他聚徒讲学，从学者甚众——后来“荆公新学”的门墙，就筑在这几年的江宁讲席上。
治平四年（1067）神宗即位，起王安石知江宁府，旋召为翰林学士。熙宁元年（1068）四月，神宗越次入对（《宋史》本传）：帝问“为治所先”，对曰“择术为先”；帝问“唐太宗何如”，对曰“陛下当法尧、舜，何以太宗为哉？”一个求治若渴的少年天子，一个怀筹半世的改革家，一席谈而定熙宁之局——君臣相得，千年难遇。
熙宁二年（1069）二月，拜参知政事，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新法中枢；次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（第一次拜相）。数年之间，青苗、免役、市易、保甲、将兵、农田水利诸法次第颁行天下，又改革科举、罢诗赋、以经义论策取士——理财、强兵、育才三路并进，一场自上而下重新设计帝国的工程就此铺开。
朝中司马光、韩琦、文彦博、苏轼等重臣多持异议，新旧党争由此而起。变法推得越急，反对的声音就越烈——这既是王安石的功业，也是他的困局。
熙宁七年（1074）大旱，郑侠绘《流民图》进呈，两宫太后垂泣言“王安石乱天下”，四月第一次罢相，出知江宁府。八年（1075）二月复相——然而变法派内部已生裂痕，爱子王雱又病入膏肓。九年（1076），王雱病卒，王安石哀伤求去，十月再罢相，以使相衔判江宁府——两度拜相，两度罢相，从此长退，终不复起。
退居江宁，他在城东门至钟山的半道上筑园而居——离城七里，离山亦七里，恰在半途，故名“半山园”，自号半山。他骑一头驴遍游钟山诸寺，与僧俗友人诗酒往还；绝句愈发雅丽精绝，《书湖阴先生壁》作于此期，《泊船瓜洲》亦成于往来江宁道上——世称“王荆公体”。失去了一个帝国，却赢回了一个诗的晚年。
元丰年间，他先后封舒国公、改封荆国公，世称王荆公。闲居不问政而声望愈重，与友朋诗酒酬唱不辍。元丰七年（1084）七月，苏轼自黄州量移汝州，专程过金陵来访——王安石野服乘驴，亲迎于江边；两人同游蒋山，唱和累日，苏轼留诗“劝我试求三亩宅，从公已觉十年迟”——政见如冰炭，金陵相会，千古佳话。
元丰八年（1085）神宗崩，哲宗年幼，高太后临朝，起用司马光——元祐更化，新法尽数废罢。病中的王安石忧心如焚：闻免役法亦废，愕然曰“亦罢至此乎”（宋人所记）。元祐元年（1086）四月，王安石忧病交集，卒于江宁，享年六十六；朝廷赠太傅（制词出自苏轼手笔），绍圣中谥“文”——后世尊称王文公。
“天变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”——这十余字经政敌之口与宋人笔记流传至今，成为他改革精神最烈的注脚：不问天意、不循祖制、不恤毁誉，只认一个“理当然”。在因循成风的北宋官场，这是石破天惊的宣言。
他重新训释《诗》《书》《周礼》，成《三经新义》，颁行学官，作为学校与取士的标准——在他看来，经术不是纸上的学问，而是“经世务”的工具：读经所以致用，学校所以造士，造士所以变法。荆公新学，风行天下六十年。
宋人记其廉洁，说他“不爱官职、不殖货利”——身居相位而自奉至俭，衣食粗粝，不修边幅；晚年连住了多年的半山园也舍宅为寺。一生执掌天下财计，身后未遗私财。
时人送他外号“拗相公”——认准的事，从天子到太后都劝不回。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士之谔谔：这份“拗”，于私是笑谈，于公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政治性格——成也执拗，败也执拗。
庆历、嘉祐年间，王安石以诗为言志之器：《登飞来峰》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，借千寻塔言改革者的高度与胸襟；《商鞅》“一言为重百金轻”、《贾生》“一时谋议略施行”——以议论入诗而气骨嶙峋，为宋诗“以才学议论为诗”先开一路。
退居半山，绝句大进：《书湖阴先生壁》的“两山排闼送青来”，《北山》的“细数落花因坐久”，《北陂杏花》的“纵被春风吹作雪”——深细工巧，闲淡有味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专立“荆公体”，并分辨其早年、晚年之别——晚年绝句，方是荆公本色。
《明妃曲》为毛延寿翻案：“意态由来画不成，当时枉杀毛延寿”；直破千古成见：“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，人生失意无南北。”一时名流争相唱和，谤议亦随之——一首咏史诗，争论了近千年。
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：“六朝旧事随流水，但寒烟衰草凝绿……至今商女，时时犹唱，后庭遗曲。”以政治家的眼力收六朝兴亡于一阕，一洗五代绮靡，推为怀古词绝调。
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一个“绿”字，十许字改定；“细数落花因坐久，缓寻芳草得归迟”，对句天成——荆公晚年诗，字字不虚下，苦心藏在从容里。
洪迈记：吴中一士人家藏王安石诗稿，“春风又到江南岸”的“到”字被圈去，注“不好”，改“过”，又圈去改“入”，再改“满”——如是十许字，最后才定为“绿”。一个“绿”字点亮全诗，也把“炼字”二字钉进了语文课本。
相传苏轼读到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，叹曰：“此老乃野狐精也。”野狐精本是禅家呵斥通灵狡狯之语，苏轼借来赞王安石词境通神——能把怀古写到夺魂摄魄的，天下只此一老。
相传王安石任知制诰时，夫人为他买得一妾。他惊问所来，女子泣言：丈夫押运军粮失舟，家产赔尽不足，只得卖身抵债。王安石怆然，即唤其夫，令夫妻团聚如初，买妾之钱尽数相赠，不再索还。
他不修边幅出了名：衣垢不浣，面垢不洗，读书入神时虱子几乎爬上须际；相传苏洵《辨奸论》“囚首丧面而谈诗书”即讽他。心不在焉的，是不在小事；一往情深的，在经术与苍生。
他认定的道理，从执政同僚到两宫太后都劝不回——“拗相公”之名不胫而走，后来更成了话本题目。执拗成全了变法的推力，也加深了变法的孤立：这是性格，也是命运。
《明妃曲》一出，梅尧臣、欧阳修、司马光皆和之，名动京师；“人生失意无南北”翻尽千年昭君旧案，惊动一时，谤亦随之，后世更有斥其立意者——一首诗的争论史，几乎和变法一样长。
元丰七年（1084）七月，苏轼自黄州移汝州，途经金陵。王安石野服乘驴，亲到江边迎接；东坡不冠而揖：“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。”荆公笑答：“礼岂为我辈设哉！”两人同游蒋山，诗酒唱和累日；苏轼临别留诗：“劝我试求三亩宅，从公已觉十年迟。”
元祐元年，司马光当国，新法次第废罢。病中的王安石起初默然；及闻免役法亦废，愕然失声：“亦罢至此乎！”良久曰：“此法终不可罢也。”数月后，忧病交集，卒于江宁。
“荆公暮年作小诗，雅丽精绝，脱去流俗。”连开宗立派的黄庭坚，也把最高的赞辞留给半山绝句。
《沧浪诗话·诗体》专立“荆公体”，称其绝句最高，并明分其早年与晚年之别——论荆公诗者早晚分期的框架，自此定调。
既书其“一过目终身不忘”“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”，亦评其“性强忮，自信所见，执意不回”。正史毁誉参半——愈见此人难以定评。
梁启超作《王荆公》为其辩诬翻案，称“三代以下求完人，惟公足以当之”（大意）——把王安石推上“完人”之位，是近代重评的第一声春雷。
著作注文中称王安石为“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”——一句话，成为二十世纪重评熙宁变法最常被征引的按语。
今日把熙宁变法放回十一世纪的历史坐标：理财、免役、市易、保甲，是一场超前的国家治理重构。政治家王安石与文学家王安石——唐宋八大家、“王荆公体”——两个身份，各自不朽。
南京存半山亭等遗迹；钟山（紫金山）一带是他骑驴终老的地方——山寺泉石之间，处处是“王荆公体”的产床。
江西抚州建有王安石纪念馆，纪念这位从临川走出的改革家、大诗人——临川才子，千年文脉。
《泊船瓜洲》《元日》《梅花》《书湖阴先生壁》《登飞来峰》先后入选语文教材——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改字故事，是中国孩子的“炼字”第一课。
宋元话本《拗相公》写他罢相南归、微服民间、驿壁见怨诗的故事——史册里的改革家与话本里的拗相公，是同一个王安石的两副面孔。
天禧五年，生于抚州临川（今江西抚州）。
父王益卒于江宁通判任上，家遂寓江宁。
庆历二年登第，授签书淮南判官，自请为地方。
起堤堰，决陂塘，贷谷与民——青苗法雏形。
朝廷屡召馆职，皆辞不就，求为地方。
任度支判官，上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》。
为朝廷掌诏命，文章名满天下。
归江宁丁忧，收徒讲学，屡召不起。
神宗即位，起知江宁府，旋召为翰林学士。
熙宁元年，神宗召对，君臣相得，纵论尧舜。
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青苗、均输诸法次第颁行。
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；免役、市易、保甲、农田水利推向天下。
大旱、《流民图》之议，罢相知江宁府。
二月复相；舟泊瓜洲，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。
爱子王雱病卒，求退罢相；退居江宁半山园，号半山。
元丰年间改封荆国公，骑驴游钟山，绝句成“王荆公体”。
七月，苏轼过金陵，同游蒋山，唱和累日，尽释前嫌。
元祐元年新法尽废；四月忧病卒，赠太傅，后谥“文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