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观（1049—1100），字少游，一字太虚，号淮海居士，扬州高邮（今江苏高邮）人，生于皇祐元年（1049）。他出身普通人家，无功业之荫、簪缨之贵——全凭一支笔，从高邮小城走到北宋文坛的中心。
《宋史》本传说他"少豪隽，慷慨溢于文词"，又"强志盛气，好大而见奇"——少年秦观志大气盛，喜读兵家之书，凡与己意相合者便欣然习之，原想做个经世济时的豪杰之士。谁也不曾料到，这位慷慨少年，日后会成为词史上最深挚的"伤心人"。
少年时代，秦观与同辈纵论天下、意气纵横，文词间满是慷慨之气——后日的婉约词宗，起点竟是一腔豪气。这腔豪气经过半生贬谪的淬磨，才化作"雾失楼台"的深哀：不理解少年的慷慨，便读不懂晚年的伤心。
高邮临运河而傍淮水，平畴水郭、渔村津渡——他词中反复出现的流水、孤村、斜阳、烟霭，都可以在这片水乡找到最初的底色。"淮海居士"之号，是乡土地望，也是心灵原乡。
秦观生于扬州高邮一个普通人家，自幼颖悟强记，"强志盛气，好大而见奇"。他早年最喜读的是兵家之书，见其议论与己意相合，便踌躇自喜——胸中所蓄，原是经略四方之志。
《宋史》本传称其"少豪隽，慷慨溢于文词"：那时的秦观，是一个想挽狂澜的少年，不是后来那个写"斜阳暮"的逐客。豪气与深情，在他身上原是同一颗心的两面。
元丰元年（1078），三十岁的秦观往徐州谒见知州苏轼，以诗为贽——这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相遇。苏轼读其诗文，激赏不已，称其"有屈、宋之才"（《宋史》本传）。
得此一语，秦观名动士林，从此列于苏门。此后一生的荣辱进退，都与这位师长绑在了一起——成也苏门，祸也苏门。
与才名并行的，是科场的接连失意：元丰年间，秦观两应进士不第。蹉跎岁月里，他往来于乡里与京洛之间，看尽离筵别馆，写下了大量伤春离别之词。
约作于此期的《满庭芳》——"山抹微云，天连衰草，画角声断谯门……斜阳外，寒鸦万点，流水绕孤村"——使他名动汴京：一个落第举子，先以词名惊动了京师。
元丰八年（1085），三十七岁的秦观终于登进士第，授定海主簿，寻改蔡州教授。功名来得迟，却恰逢神宗崩、哲宗立、旧党将起的转折前夜。
州学数年，他教授生徒、作诗填词；朝局已在剧变——苏轼兄弟即将还朝，老师的时代似乎要来了，学生的时代似乎也要来了。
元祐年间，苏轼还朝，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。秦观除太学博士，迁秘书省正字，兼国史院编修官，跻身清要（《宋史》本传）——京师数年，是他一生最安稳光景。
此期他与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并游苏轼之门，世称"苏门四学士"。谈诗论艺、觞咏唱和，元祐京师的苏门，是北宋文学最辉煌的沙龙。
《满庭芳》盛传天下，相传苏轼尝戏称他"山抹微云秦学士"（见宋人笔记），都下遂号秦观为"山抹微云君"——以一句词得一代号，词史罕见。
一句"山抹微云"，成了秦观的姓名之外的名片：上至馆阁学士，下至歌楼酒肆，无人不唱淮海词。他的词名，在最得意的京师岁月里登顶。
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哲宗亲政，新党复起，元祐旧臣窜逐殆尽。秦观以苏门坐党籍，出为杭州通判；御史刘拯复论其在史馆"增损《实录》"，于赴任途中再贬，监处州酒税（《宋史》本传）。
从清要的京官到州郡酒税小吏，只隔一道党争的诏令。此后直到死，他再没有回到中原。
处州（今浙江丽水）任上，使者承上峰风旨伺察其过失，"既而无所得，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"（《宋史》本传）——请假日抄佛经，竟成罪名：于是削秩，徙郴州编管。
绍圣二年春，处州城外春色如旧而人事全非，他写下《千秋岁》："水边沙外，城郭春寒退……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。"——贬谪之词，自此转入深海。
郴州（今湖南郴州）旅舍，春寒孤馆，秦观写下了他最伟大的作品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："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"
相传苏轼绝爱其尾二句"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"，亲书于扇（惠洪《冷斋夜话》所记）——这无理而妙的痴问，问的是郴江，更是自己：我本可以安稳一生，为何要流落至此？
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秦观再移送横州编管，寻又徙雷州（今广东雷州）——贬所一步步逼近天涯海角，词也愈写愈凄厉，几乎字字带泪。
在雷州，他甚至为自己写下《自作挽词》——生人而自祭，哀伤至此已极。北宋词人的心，没有比这更暗的时刻。
元符三年（1100）正月，哲宗崩，徽宗即位，向太后听政，大赦天下，元祐旧臣多获量移。秦观被命复宣德郎、放还北归——五年岭海，终于等到了生还之路。
北归途中，他行至藤州（今广西藤县）——命运给他的最后一场戏，在那里等他。
相传秦观至藤州，出游华光亭，为客道梦中所得长短句，语毕索水欲饮；水至，笑视之而卒（《宋史》本传，语带传奇色彩），年五十二。
后人多云其梦中词即《好事近》"醉卧古藤阴下，了不知南北"——以梦始，以梦终，古藤阴下，词人一生的漂泊与伤心，都收在那一次笑视里。翌年，苏轼亦卒于常州——师弟相继，一个时代落幕。
秦观的心灵敏感得近乎透明：离筵、孤馆、斜阳、飞花，寻常景物到他眼中都成深情。清人周济说他的词"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"（周济评语）——表面写歌儿舞女、离愁别恨，骨子里全是自己飘零的身世。
他因苏轼一言而知遇终身，也因苏门一籍而随老师同沉。义不负师，命不由己——绍圣以后苏轼贬海南、秦观贬雷州，师弟隔海相望，是北宋党争中最令人心酸的注脚。
少年"强志盛气，好大而见奇"，喜言兵略；晚年"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"。从慷慨到伤心的落差，不是性情变了，而是命运把一颗柔软的心反复折断——每一次贬谪，都化成了词的深度。
"韶华不为少年留，恨悠悠，几时休？"对时光流逝的极度敏感，贯穿他全部词作：春去、花落、日暮、灯昏，都是他心灵的自画像——秦观的词，是一部关于消逝的美学。
秦观上承柳永的铺叙、晏欧的深婉，去其俚俗、敛其绮靡，以情韵兼胜独成一格；下开周邦彦、李清照——在婉约词史的链条上，他是承前启后的中枢。词到淮海，才真正把"当行本色"与士大夫的雅致熔为一体。
"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"——用最纯净的白描，织成最凄厉的境界：不用典故堆垛，不用奇字险韵，只以雾、月、津渡、杜鹃、斜阳层层设色，便把逐客之心写到极处。王国维谓其词境至此"变而凄厉矣"（《人间词话》）。
"斜阳外，寒鸦万点，流水绕孤村"化用隋炀帝诗句而青出于蓝，晁补之赞曰"虽不识字人，亦知是天生好言语"（宋人所记）——点化之功，是淮海词的一绝。
小令如《鹊桥仙》《浣溪沙》轻灵蕴藉，慢词如《满庭芳》《望海潮》舒展从容——两副笔墨，同一种深情。他以小令之法运慢词，故慢词不铺张而有远韵。
元丰元年，秦观以诗谒苏轼于徐州。苏轼读罢，谓其"有屈、宋之才"（《宋史》本传）——以屈原、宋玉许一个三十岁的后进，苏轼的知遇，从此改写了秦观的一生。
《满庭芳》出，"山抹微云"遍传天下。相传苏轼戏称秦观为"山抹微云秦学士"，都下因号"山抹微云君"（见宋人笔记）。后来他的女婿范温赴宴，歌儿方唱"山抹微云"，座中无人识他，他朗然自陈："某乃'山抹微云君'女婿也。"满座绝倒——一句词的荣耀，及于婚姻。
元祐京师，秦观与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同游苏轼之门，世称"苏门四学士"。诗酒唱和，各极其盛：鲁直奇崛、无咎磊落、文潜安雅，而少游以词心独步——四人同出一门，才性无一雷同，是北宋文坛最难得的群星。
七夕题咏，自"迢迢牵牛星"以来皆写会少离多之怨；秦观《鹊桥仙》偏从怨恨中翻出："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……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"——化愁怨为高格，一反旧案，从此千古七夕词，定于此一首。
惠洪《冷斋夜话》记：《踏莎行》成，苏轼绝爱其尾二句"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"，亲书于扇——老师把学生的两句词写在随身的扇面上，时时展玩，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"收藏"之一。
相传北归至藤州，秦观出游华光亭，为客道梦中所得长短句，语毕索水欲饮；水至，笑视之而卒（《宋史》本传，语带传奇色彩）——以一个微笑谢幕人生，记载近乎传奇，却恰似其词：哀伤到极处，反而澄澈。
苏轼尝以秦观诗示王安石；这位新党领袖读后不问门户，称其诗"清新似鲍、谢"（宋人所记）——以鲍照、谢朓相许，且出自政见相左之人，更见秦观诗才之为公论。
相传苏轼闻秦观死讯，叹曰："少游已矣，虽万人何赎！"（宋人所记）——哀恸至于此极。翌年，苏轼亦卒于常州；师弟相继凋零，苏门的黄金时代就此落幕。
"淮海、小山，古之伤心人也。其淡语皆有味，浅语皆有致。"——"古之伤心人"从此成为秦观的定评。
读其诗而称"清新似鲍、谢"（宋人所记）——政敌门中人的诗才，出自对新党领袖之口的赞叹，最见公道。
"秦少游词体制淡雅，气骨不衰，清丽中不断意脉，咀嚼无滓，久而知味。"——以"味"论词的最高褒奖。
《词论》遍讥当代诸家，独于秦观许其"专主情致"——虽微憾其"少故实"，在一片苛评之中，已是难得的青眼。
"少游词境最为凄婉。至'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'，则变而凄厉矣。"——"凄婉—凄厉"之辨，道尽淮海词境的两重天地。
今人文学史以秦观为北宋婉约派的代表词人：情韵兼胜、雅俗共赏，其《淮海词》被视为宋词"当行本色"的典范之一。
高邮文游台，相传为元丰年间苏轼与秦观、孙觉、王巩载酒论文之处，后人筑台以纪（文游台古迹）——一座小城为一群文人的聚会立碑千年，是苏门佳话在南方的重要注脚。
"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"——九百年后，它仍是七夕传诵第一情语：从爱情观到流行文化，这首词早已长成中国人表达爱情的一部分。
郴州苏仙岭有北宋摩崖石刻：秦观《踏莎行》词、苏轼跋、米芾书，世称"三绝碑"——一首词而词、评、书皆出大家之手，天下无两。
"两情若是久长时"屡经谱曲翻唱、化入影视与流行歌词，成为引用率最高的古典爱情名句之一——九百年前的词，仍在当下的情话里活着。
皇祐元年，生于扬州高邮（今江苏高邮）。
元丰元年，以诗为贽；苏轼称其"有屈宋之才"。
元丰间两应进士不第；《满庭芳·山抹微云》约作于此期，名动汴京。
元丰八年登第，授定海主簿，寻改蔡州教授。
苏轼还朝，以贤良方正荐之于朝。
与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耒并称，游从京师。
除太学博士，迁秘书省正字，兼国史院编修官。
坐党籍出为杭州通判，道贬监处州酒税。
作《千秋岁》："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。"
以"谒告写佛书"获罪，削秩编管郴州。
郴州旅舍作《踏莎行》；苏轼爱其尾句，亲书于扇。
编管横州，寻徙雷州；词益凄厉，至作《自作挽词》。
哲宗崩，徽宗立；复宣德郎，蒙恩放还。
游华光亭，索水欲饮，水至，笑视之而卒；年五十二。